第15423章意外怀孕了怎么办 意外怀孕解决方法有几个

　

其次，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二难困境，社会权力可以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

法律人的思维是不是一定代表真理，外行人的思维就没有价值呢？认识这个问题很重要，否则非法律人都会对法律人有误解和抵触，以为法律人自恃某种技术就那么狂妄，或者如苏力所说的君临天下了。在这里，霍姆斯不仅没有抛弃言论自由宪法规则和相关概念，而且在此规则和概念基础上，结合个案事实（战争正开始，征兵是要务，说明法律概念不是脱离时势环境而孤立存在的），围绕在规则与事实之间进行了涵摄之后，进一步阐述了言论自由宪法规则不适用的条件。

霍姆斯则正好抓住兰代尔的呆板和迂腐，趁虚而人地批判兰代尔的概念主义，声称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当然，法律人的思维和方法主要是Jurisprudential model，但不排斥社会学思维模式，即所谓超越法律的思维和方法。可是未成年人不存在法律上的任何过错问题。[8]孙笑侠：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前述法律人的思维错误，恰恰是没有全面考虑法律方法，没有对法律方法作法律科学意义上的比较和选择。

[26]参见王泽鉴，见前注〔21〕。[81]台湾大学颜厥安教授在二元论基础上还发现了五组对立的模式（我们或可把它称为五组对立的理论思维模式，但与法律人的思维紧密相联），包括概念法学与利益法学、价值中立法学与评价法学、体系主义与个案推论主义、现实主义法学与弱指令主义法学、实用主义法学与道德主义法学。[3]较早的介绍性书籍参见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评介及其比较》，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22]例如，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A米切尔·波林斯基（A. Mitchell Polinsky），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斯蒂文·萨维尔（Steven Shavell）、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威廉·兰德斯（William Landes）。[47]王学辉、邓华平：《行政立法成本分析和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而且，这一自发秩序的边界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国的学术范围。四、结语 十年前，美国法律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事件被科斯称为非同寻常的不约而同（an extraordinary coincidence）：发表在同一期《法律研究杂志》的三篇文章均针对一篇文章提出批评，该文在产业组织理论领域被大量引证和追随。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马克·拉姆斯瑞尔（Mark J. Ramseyer）教授对日本法律制度进行的法律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即是一例。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也能舒缓使用计量工具的难度，确保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34]参见周其仁：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重大选择，载《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文礼均：司法的经济学分析：研究综述，载《知识经济》2010年第1期，涉及对司法研究领域的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述评。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和媒体从业者自身专业化程度也限制了媒体对政府信息公布的监督。参见Ronald. H. Coase, George J. Stigler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 201，Harold Demsetz, George J.Stigler: Midcentury Neoclassicalist with a Passion to Quantify，10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93 （1993）。

对当今的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律实证研究而言，强调研究方法本身的技术性也许并非最紧迫的任务，培养从社会现实中发现研究对象的问题感与遵循学术规范和透明度前提下的创造性也许是更为紧迫的价值和目标。此外，我们还需对中国公共政策（包括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机构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有限发展程度进行客观评价，使实证研究提供的公共政策建议得以有的放矢。在法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联姻中，其与经济学的结合无疑是炫目、影响深远的。[11]例如，王赢、侯猛：法律现象的实证调查：方法和规范—‘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但在今天的中国重申实证研究对这一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却几乎是历史的必然：法律经济学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基于对中国法理学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反思和批评，而这两个领域都比较缺乏实证研究的传统和规范。另一类则是用回归分析来挑战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和假说或是提出替代假说，这一类研究更具创造性，通常也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因此多被国内学者所采纳。

第三种方法是试验的方法，美国的行为法律经济学大量运用了这一方法来收集数据。在美国法学家中，这一类研究路径的代表作有罗伯特·埃里克森的《无须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30]以及丽莎·伯恩斯坦对纽约钻石销售行业自律关系的实证研究。

美国优秀的法律经济学计量作品都会在文末指明数据与分析中存在的限制、问题和差距，并明确这些问题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但也不羞于说明这种不完美的研究可能作出的贡献。[37]长期受法条解释的传统训练，中国的法学家可能并不能自然地将非正式，甚或是违法行为作为法学研究的对象。但批评者应当习惯不将研究者关于研究成果有限性、缺陷和未来完善方向的陈述视为小辫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批评和互动恰可能使中国学者适应和主动参与美国法律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讨论。也许是中国期刊对篇幅的限制，这一路径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没有提供完整的原始数据查询方式或是数据来源的索引。苏力：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学术传统—《法律和社会科学》发刊词，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59]但政府的信息公开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其执行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1]伴随着一批经典著述在中国翻译出版[2]以及中国学者的介绍，[3]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或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的概念和基本理论框架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国内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作品已经相当可观。[20]法律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盖瑞·贝克（Gary Becker）对犯罪和刑罚进行的经典分析也运用了这一实证分析方法[21]，美国最精英的法学院和经济系都有专职教授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出处:《法律和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进入专题： 法经济学 实证研究 。[50]何挺对国内法律实证研究中运用实验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总结和评述，但据笔者理解，该评述中提及的研究项目均没有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进行。

相反，每个研究者都有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的自由。面对这些问题，国内学者们在基础数据和信息的采集上基本采取了自救的方式，自行向有关的政府部门和其他研究对象获取一手信息资料。

[8]参见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此外，针对学者们对法律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倡导，本文希望借助对这一领域研究的讨论，建议学者关注实证研究（包括两种不同的路径）对中国法律经济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国际化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当然，中国学者也可以把案例研究或计量研究的方法纯粹当做工具，尝试对受众范围更为宽泛的美国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直接测试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框架和理论预设。[65]因此，对中国学者而言，法律经济学计量研究的上述限制和不确定性与其巨大成本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中尤为突出。

关于从心理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法和经济学研究，可参见两位法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Richard Epstein＆Oren Bar-Gill, Consumer Contracts: Behavioral Economics vs.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LLCO, 2007，available online at.. http://Isr. nellco. org/cgi/viewcontent. cgi?article =1095＆context=nyu_lewp，最后查阅日期：2010年7月24日。自1978年的一篇论文首次用这一案例来论证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实际被用来减少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专业化引致问题的合理性以来，这一案例成为这一领域历史上引证率最高的例子，见Robert Freeland, Creating Holdup Problem Through Vertic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3, No. 1, April 2000, p. 34。

[67]例如，纽约大学法学院的Oren Bar-Gill、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Omri Ben-Shahar、南加州大学的Ehud Kamar。学术本身是人类共享的财富，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人类社会最动人心魄的篇章之一。

[48]但计量研究结论的基础几乎完全建立在样本数据的代表性之上，其科学性和客观性恰也植根于数据的质量之中，因此比其他实证研究方法更依赖于研究者很难控制的原始数据本身。使用范围和方法论上的开放性和地方性，也正是其生命力和吸引力之所在，也是这一路径下作品数量庞大和研究对象极为丰富的原因。

但这就为概括性的评述带来一个难题：概括性过强将难以避免空洞和缺乏建设性的评论，对具体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作出微观的评述则失去了概括性评述本身的意义。与计量分析相比，这一路径的研究解释力和普适性必然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一局限性并非研究方法自身的不足，而正是法律的地方性和时代性特征的倒影。美国和国内法律经济学者在谈及实证研究时，也涉及上述两类路径。[16]但两条路径的发展并非相互消长的关系，而是在平行发展，为法和经济学发展提供不同的视角。

[55]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尚待提高。丁利：核实技术、激励与举证责任配置，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

[72]这样的研究获得的反响会更大，但也对学术储备和研究构建能力提出比较高的要求，但也许可以通过与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的合作来解决。在进行案例研究时，研究者对一个或多个实例进行微观分析，但并不一定把相关信息转换成数据。

直到2004年，该丛书出版第三集探讨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法学研究者才第一次加入作者行列。罗宾·保罗·麦乐怡：《法与经济学》（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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